刘焕新:一个被使命感牢牢拴住的人

时间:2019-07-04 16:05:00作者:毛亚楠新闻来源:《方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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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气、骨气和勇气,是老人临走时传给刘焕新的“三口气”。他牢牢地记得,“有了这三口气,咱们走到哪里都不怕。我不行了有你,你不行了还有孙子。我们子子孙孙一定要讨个对错是非”

  这里是山东省高密市军人接待站宾馆一间21平方米的单人间,2楼朝阳的位置,透过窗能看到楼下小院的风景。劳动节这天是个吉利的日子,西边礼堂传来婚礼主持的庆贺声,小孩们牵出气球在院内停车场的树荫下嬉闹,5月的暖风一紧一慢地吹着,将叶子的沙沙声混带着院墙外装修的响动一并捎进窗里来。为了消音,刘焕新索性关了窗子敞开了房门。因为过节的缘故,他之前租住的带有办公桌的房间被旅客占用了,这个单人间成了他今天的“办公室”。

  “有总比没有强,至少能静心处理些事情。”他对《方圆》记者说。自从1994年被掳日受害劳工们推举为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的执行会长,刘焕新就过上了“天天被人找”的日子。他所在的草泊村离高密市23公里远,经常是天南海北的人找过来了,下了火车站却不知再怎么走。为了方便人们见到他,2000年的时候,刘焕新自己掏钱在火车站附近的军人接待站宾馆长租了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接待站的老板当兵出身,有感于刘焕新在做的事儿,便将他的租金减去,从此刘焕新就像又上起了班一样,“365天有300天都在这里了”。

  他在这里接待过太多人了,有日本来的律师、国内各大媒体的记者、翻译家、学者等等,最多的还是那些受害劳工及其遗属们。陈丕刚就是其中的一位。2005年,从部队转业进入市城管局工作的陈丕刚听说刘焕新这里在做掳日劳工的统计核实工作,为了了解自己爷爷当年的事情,他找了过来。记得当时刘焕新给他看了一份填着劳工名字和地址的表格,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陈丕刚觉得乱,表示可以帮忙整理整理。没想到“这一整就整到了现在”,“整”成了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的秘书长。

  说是秘书长,陈丕刚说,“其实就是业余时间帮着刘焕新统计下劳工的名单、跟着他召集劳工及劳工遗属们开开会、收发下来自各地的邮件”。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间断过,是因为他觉得刘焕新“正派、值得帮”。十几年干下来了,陈丕刚真正体会到了做劳工工作的枯燥琐碎甚至无望,但他没听刘焕新说过一次放弃,“他是个有坚定责任感和沉重使命感的人,就凭这点,我会帮到底。”陈丕刚说。

  命中注定的事情

  刘焕新穿一件军绿色半袖,黑长裤,比记者上次见时黢黑了许多,岁月压缩身高,即便如此,75岁的他站起来还有一米八的高度。“人高马大”也是他父亲刘连仁给人留下的印象,如今高密境内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听刘连仁做报告时的场景,“他人高得进门要低下头,说起话来很有气度,一看就是能在绝境中求生的不凡之人”。

  刘焕新身上,能看到他父亲的影子。人们议论过,如果他当初没有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他的这一生,也许是另一番景象,或许比现在更好,“毕竟在部队的时候,他曾做到过副参谋长的位置”。但刘焕新却说“假设不成立”,因为“没人会拒绝一个传奇的父亲”。

  他永远忘不了1958年4月在天津塘沽新港的那个众所瞩目的时刻,14岁的自己迎来生命的高光,他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父亲头戴着黑呢帽穿一身灰西服,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向自己走来,“那感觉就如英雄降临”。

  在之后的朝夕相处里,他亲眼看见着这个英雄的伤痛。在日本做苦役所受尽的凌辱虐待像阴魂一样缠绕在父亲的身体里,而北海道13年的“野人”生活又像个罩子一样隔绝着父亲和普通人的生活。即便有了舒适的床,父亲仍同在山洞里一样以坐姿而眠;他会在深夜里梦游,一副不知道要逃到哪里的样子;会在睡梦中发出兽一样痛苦地呻吟、尖叫,被恐惧深深俘虏着;他甚至忍受不了一件黄呢子大衣的刺激,认为那是日本兵当年的颜色,让母亲拿出去染黑……

  一家三口在一起过了5年后,刘焕新19岁的时候,父亲做出让他去当兵的决定。再也经不住离别的母亲哭着反对,那是他们婚后第一次争吵。刘焕新记得父亲态度坚决,他的理由是,是祖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只有国家强大,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如果不是国家强大,我刘连仁回不到祖国”。

  “为小家,也为大家”,刘焕新如父所愿进部队当了兵,18年的部队生涯里,他从一个小小防化兵晋升至副参谋长的职位,原本可以按照既定轨道继续向前,但在1981年,他又被年事已高的父亲从部队召回。

  转业后的刘焕新被分配到高密县供销社,担任工会主席等职。也就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向他表明心愿,他希望儿子能助他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因为我是控诉战争最好的人证。”父亲说。

  在刘焕新看来,这是句“终究要说出口的话”,也是个“注定要做的决定”。从1958年到80年代初期这漫长岁月里,父亲已跨越苦难,日渐平和。但谁都能看得出来,那段痛苦往事如干柴易燃,任何相关话头的火苗都能将其引着,瞬间吞噬掉父亲的宁静。

  刘焕新坦言,那时他对父亲是不了解的,虽然知道他经受了常人难及的折磨,但他“只有感同,没法身受”。毕竟这份苦痛太大了,大到像深的海,幽邃如谜。直到1991年,他跟随父亲去了日本,亲自体会到了北海道的冷……

  接力的人

  那一年,应日中友好协会友人的邀请,刘焕新陪同父亲到日本故地重游。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北海道零下40多摄氏度的彻骨之冷,“那里的天气善变极了,云彩一来就飘下雪粒子,云彩一走露出来太阳”。父子二人去到石狩郡当别町奥之泽的山里,本想去父亲当年穴居藏身的山洞看一看,却因环境恶劣,无法前行。

  “你怎么就能在这种地方活过13年啊?”刘焕新不由得问父亲。

  父亲又带他去到明治矿业所昭和煤矿的旧址,那个当年地狱一样令他拼命想逃出的地方。虽已是残垣断壁,但每一块瓦砾碎石,都见证过当年日本兵对父亲及其他掳日劳工的残害。

  “天不亮就要去上工,天黑才回来,两边不见日头。”

  “完不成定量,不但不让吃饭、休息,而且还会遭到鞭抽、皮靴踢,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矿井塌方是家常便饭,轻伤逼迫你去上工,断腿折腰就把你拖到一边,自生自灭。”

  “为了活命,不断有劳工逃跑。真的有3个人逃出去了,可是北海道处处积雪,跑到哪里都会留下痕迹,很快就被日本人抓回去。当着大家的面,那3个人被施以棍刑,起先他们还能大声惨叫,慢慢变成低声呻吟,再后来就没了动静……”

  他记得父亲站在那里,给他指认着,“那个位置是个医院,供监工们及其家属治疗,我们劳工根本没这个待遇,这个位置是选煤场,那个地方放木料,那个地方钉木桩”……那么多年已过,这得是怎样的刻骨铭心,才使得父亲仍能准确无误地指认当年建筑的位置,这让刘焕新对战争给人带来的伤害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认识。

  也正是自那年后,刘焕新亲眼看着自己80岁高龄的父亲,坚定走上了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荆棘之路。他频繁接受媒体的采访、到日本各处演讲,甚至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个体。

  刘焕新向记者感慨,在山东老家,父亲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一家之主,从未将苦难对他喋喋不休过,谁知到了异国的演讲台上,他充分展现出他的个人魅力和智慧,用自身经历,向那里的民众诉说和还原那段黑暗的历史。

  刘焕新同那些听众一样,被父亲深深震撼着,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狭隘的仇恨情绪,慢慢从父亲的个案,上升到对掳日劳工整体的理解上。

  而这正是刘连仁愿意看到的,他在耄耋之年做了一名“斗士”,为的就是要向所有人证明,所谓赔偿于他而言已然没有了意义,他想要的,是千千万万像他一样受害者的尊严,是那段历史的真相,是和平的珍贵和意义。

  1980年起,刘焕新先后陪同父亲去了日本4次,2000年父亲去世后,刘焕新真正接过了父亲手里的接力棒。

  事无巨细的劳工工作

  刘连仁的晚年一搏,也调动起了中国其他受害劳工讨要公道的决心。1994年,河北赵县,全国各地的受害劳工代表们齐聚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决定以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这个民间组织作为劳工集体向日本讨回公道的平台,推举刘焕新为此联谊会的执行会长。

  刘焕新回忆,当时全国在世的掳日劳工幸存者还有2000多人的规模,他去参加会议的时候还能经常见到那些老人,那段历史在老人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各种各样,有佝偻着直不起腰的、有四肢残废的、有精神失常的……在他们身上,刘焕新看到了与父亲同样的痛苦与挣扎。他还记得曾在黄河边一个村庄里看望一位老人,当他将各界人士捐赠的善款交到老人的手里时,生活贫苦的老人甚至都不识百元的模样。

  “他们的故事要更大声地讲出来,否则只能在老人的沉默中湮灭”,刘焕新及各地劳工代表们开始了抢救劳工资料的工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160个劳工联络点,几乎走遍了当年日军掳获劳工们的每条道路。

  陈丕刚2005年加入寻找和核实山东受害劳工的工作,他真正感受到做此事的不易。他曾到一个劳工聚集的村子里,被一位劳工的孙子误认为是骗子,引来了警察,陈丕刚无奈地向他们解释,“我自己骑车赶老远的路来的,一不向你们要钱,二不让你们管饭,连填表格的纸都是我自己买自己打印,你们说我干这事图啥?”

  陈丕刚的爷爷陈敦卓是当年被抓去日本一家铁矿公司做工的受害劳工,他从未见到过自己爷爷,爷爷的故事是奶奶讲给他听的。奶奶说,爷爷回来后就疯了,神经敏感,哭哭笑笑,什么活也不想干,总想着吃还吃不饱,疯癫起来光着屁股到处跑,后来没活几年就去世了。

  陈丕刚去刘焕新那里确认爷爷的身份,看到刘焕新手里的那份《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这是刘焕新1996年时从日本律师手里复印而来的,陈丕刚在那上面找了好久,才看到一个家庭地址和年龄与爷爷相符的词条,不过名字那栏里写的却是“陈东卓”。

  刘焕新跟他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当年在日本登记时,劳工们惧怕再次被抓或其他别的原因,会自己改个名字,或写个错误的家庭地址,甚至还有冒充现象,而这给后期的核实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不仅如此,他们还承担起大量烦琐复杂的案头工作。根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制作的《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记载,战争期间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总人数为38935人,分配在35家公司的至少135个作业场。为了了解强掳受害劳工135个作业场在日本的分布情况,刘焕新向负责刘连仁案件的日本律师高桥融要回一张日本地图。他在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王子安的帮忙下,根据劳工名录里提供的情况,将每个作业场在地图上的位置及劳工人数确认得清清楚楚。后来他将这些数据打印出来,用剪刀裁成一块块小的纸条,再一点点地粘在地图上。仅做这个工作,他就用了6年的时间。

  在刘焕新的家里,记者看到了那张贴得密密麻麻的日本地图,上面每一个用红笔勾画的地址,都留有他去过的足迹。父亲因做报告而走了一半的日本,刘焕新现在只有冲绳岛没去了。粗略算来,从1991年到现在,他往返日本达100多次,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日本通”了。每次去到那里,无论多忙,他都会到曾经留下中国劳工血汗的地方走一走。

  去得最频繁的一年是2001年,因在那年7月,父亲的案件一审胜诉,法院判决日本政府赔偿刘连仁2000万日元。然而就在人们对刘连仁案件的二审胜诉充满信心时,2005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竟然推翻了刘连仁案的判决,驳回诉讼赔偿请求。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更是以“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为由,彻底拒绝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一切赔偿诉求。中国外交部曾对判决作出强硬回应:“该判决(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

  时至今日,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仍记得当年二审败诉时的情景,他是事后才得知,当时负责刘连仁案的日本律师在皮包中备下两张条幅,如果东京高院宣布的是败诉,他们会拿出“不当判决”的那张,若是胜诉,则拿出写着“劳工必胜”的另一张。遗憾的是,傅强最终看到刘焕新手持父亲的遗像,站在“不当判决”的条幅旁边,一脸的肃穆和愤懑。

  “有骨气的人”

  因为劳工问题,傅强与刘焕新相熟20多年,他在刘连仁刘焕新父子二人身上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传承。他也曾听到日本律师评价他们父子二人,说都是“有骨气的人”。

  一个细节是,1958年刘连仁被发现送回中国的时候,日本的官房长官爱知癸曾送来20万日元,说是给他路上用的。当时的刘连仁因为13年没说过话,无法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在这事上却毫不含糊,清楚地表达了拒绝。“他不要不清不楚的钱,这说明了老人的志气和骨气”。而志气、骨气和勇气,也是老人临走时传给刘焕新的“三口气”,“有了这三口气,咱们走到哪里都不怕。我不行了有你,你不行了还有孙子。我们子子孙孙一定要讨个对错是非”,刘焕新记得这句话。

  自从日本关闭了诉讼的大门,近些年来,刘焕新和他的队伍一直在与当年使用掳日劳工并迫害他们的日本企业谈判周旋,目前来看,“和解”的方式对推动掳日劳工问题的全面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刘焕新告诉记者,劳工们提出和解的条件目标主要有三点,即向中国劳工“公开谢罪”“建立纪念碑、馆”“赔偿损失”。他最近正在处理3年前三菱受害劳工及遗属的获赔事宜,据日本那边带来的消息说,日本三菱公司已将和解赔偿款备好,只待各地市的劳工联谊会骨干调查确认好劳工信息,再经系列严格的审核确认后,每人人民币10万元的谢罪金将直接落实到每位劳工及遗属手中。

  由于劳工身份复杂,加之花名册地名人名变动,这给调查落实劳工信息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刘焕新他们需要经常下村走访,亲自核实验证,而这其中涉及的费用都由他们自己承担。

  “都一把年纪了,在一起过大半辈子了,早就习惯他这样了。”在草泊村的家里,刘焕新的妻子这样对记者说。

  看得出来的是,在家的时间里,他是个好的丈夫和称职的爷爷。3岁多的小孙子哭着要喝奶粉,刘焕新娴熟地将奶泡好,水和奶粉的比例一点都不错。

  而在家的西院里,他还有一个“刘连仁纪念馆”馆长的身份。这个馆2006年建成,由中日友好人士共同资助,分上下两层,里面放满了与刘连仁有关的资料物品。

  节日期间,馆里照例迎来了各地前来参观的游客,附近学校的学生也常常组团过来,在此了解掳日劳工的历史。每到这个时候,刘焕新又化身为父亲那段历史的宣讲人,他尤其乐意给那些朝气蓬勃的孩子们讲,故事里不乏轻松幽默的描述,用一种更易被孩子们接受的方式串联起过去和当下,将父亲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植于每个年轻人的心中。

[责任编辑:郭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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